外戚干政

　　闵泳焕出身于朝鲜王朝的世家大族骊兴闵氏，是朝鲜肃宗时的重臣闵维重的7世孙。闵泳焕是闵谦镐的长子，而闵谦镐是兴宣大院君之妻——骊兴府大夫人闵氏的胞弟，更是后来权倾朝野的王妃——闵妃的堂兄，因为闵泳焕有了这几层深厚的背景，他后来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极尽荣华富贵。闵泳焕的母亲出身达城徐氏，也是名门望族。徐氏还在怀孕时，就梦见了获得了三颗明珠，又梦见诸位长老穿着公服，在正堂罗拜闵谦镐。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朝鲜哲宗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闵泳焕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由于徐氏梦见明珠，因而取名为“焕”。后来他被过继给伯父闵泰镐为养子。

　　光绪四年(1878年，朝鲜高宗十五年)，闵泳焕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开始踏入政界，此时他年仅十八岁。初授待教，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升任同副承旨，后又任成均馆大司成、都承旨等官职。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壬午兵变爆发，闵泳焕的生父闵谦镐成为众矢之的，被起义军民杀死。闵泳焕因此辞官，为闵谦镐收尸并办理丧事。等到27个月的守制期结束以后，闵泳焕被起复为吏曹参议。甲申政变以后跻身中枢，历任工曹、吏曹参判、内务府协办、典圜局总办、开城府留守、沿海防营使、汉城府右尹、前后营使及刑曹、礼曹、兵曹判书等。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因其养母病逝而丁忧，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又被起复为刑曹判书，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前历任汉城府判尹、议政府左参赞、内务府督办、吏曹及刑曹判书等要职。

　　闵泳焕在当时和闵泳骏、闵泳韶、闵泳达并称“闵氏四巨头”，他受到高宗和闵妃宠幸，“颇用事受赂”。他在汉城中还拥有一个大花园，“亦可见一时富贵之极也”。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以“纨绔骄侈”四字形容闵泳焕。后来甲午农民战争领袖全琫准也将闵泳焕明确列为卖官鬻爵之人。可见闵泳焕与其他干政的外戚势道并无二致，所以他在那时的评价不高。另一方面，袁世凯视闵泳焕为亲俄派人物，称他勾结穆麟德进行亲俄排华活动。但仔细考察闵泳焕的言行，其实是亲华排俄的，他曾对“现宫内动静，阴结穆氏(穆麟德)，藉俄为援，欲图中国”的情形感到忧心忡忡，袁世凯亦承认闵泳焕“稍有畏祸之心”并来附托自己之事。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闵泳焕私撰之时务策——《千一策》中，更是流露出明显的亲华色彩。他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以信任依靠的国家，这一点虽是“我国(朝鲜)之人稍有知识者”的共识，但他又说朝鲜必须自强，否则“父不分财于荡子”，中国是不会援助无法自强的朝鲜的。他还明确反对亲俄言论，强调：“中、东相孚，自古已然，论其境界则只隔一水，论其人物则亦是同种，论其情谊则便似兄弟，论其依附则无异唇齿。俄国则境界隔远，人物相殊，情谊既无，依附奚恃?然则舍数千年相孚之谊，取一朝夕新知之交，不合于义矣;背兄弟之情，而昵豺狼之群，反受其害矣。且俄国有吞并天下之志，中国有固植东藩之虞。并吞天下，则我国亦入于并吞之中矣;固植东藩，则我国必居于固植之先矣，如是则何者为益，而何者为损乎?”所以甲午战争前的闵泳焕应属于亲华派而非亲俄派。

　　外交风云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以后，日本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将闵妃集团赶下台，另立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并挑起甲午中日战争。闵泳焕虽然失势，但仍以“别入直”的身份时常入宫与闵妃联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十日，闵泳焕被任命为驻扎美国特命全权公使。但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发生了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的“乙未事变”。闵泳焕得知噩耗以后，“痛冤崩迫，如不欲生，惟韬晦是务，不欲与闻朝政”，并归隐京畿道加平郡乡第。直到建阳元年(1896年)3月11日，闵泳焕被任命为特使前赴俄罗斯帝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进行祝贺，他才重新出仕。而这次他身上负有重要使命，即寻求俄国的保护以进一步牵制日本势力。在闵泳焕出使之前，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朝鲜亲俄派领袖李范晋和在俄国公使馆的高宗共同商定了求援计划，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即：

　　由俄国军队护卫国王安全。

　　俄方派遣军事教官来朝鲜，帮助朝鲜训练军队。

　　俄国派遣顾问，包括宫内府、财政顾问及矿产、铁道等技术人员。

　　俄国帮助架设朝俄间的陆路电线，并派遣电信技师。

　　俄国提供300万元贷款来帮朝鲜偿还日本的债务。

　　于是，闵泳焕带着向俄国求援的秘密使命，携学部协办尹致昊等5名随员(包括一名俄国人)于建阳元年(1896年)4月1日离开朝鲜，由海路前赴俄国，5月20日抵达莫斯科并下榻于此。两天后闵泳焕便将翻译为俄文的5项求援要求转交给俄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卡普尼斯特，加冕仪式之后的6月5日又亲自拜访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恳请俄国政府尽快批准朝鲜的5项要求。6月6日，闵泳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觐见尼古拉二世，除了递交国书等例行外交礼仪以外，闵泳焕还在沙皇面前将5项要求和盘托出，希望俄国“帮助朝鲜维护政府的稳定”，并且“请求陛下决不要与日本达成关于朝鲜的任何协议”。沙皇非常认真地听了闵泳焕的诉求，最后说：“放心吧!我们会帮助你们的。”6月7日，闵泳焕会见沙俄实权人物、财政大臣维特，又重申了朝鲜的要求，维特说：“俄国坚决维持朝鲜的秩序与和平，不容许日本或他国占领或侵扰朝鲜，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完成前，此事只能慢慢进行。因此，外交部对处理远东问题的任何措施均属暂时性的，当前日本国力虽远弱于俄国，但因地近朝鲜，处于随时能发挥影响力的有利地位，不过，毫无疑问俄国最后还是会占上风的。”1896年6月12日，由于沙皇移驾，闵泳焕一行也跟着来到圣彼得堡，焦急地等待着俄国的消息。从1896年6月13日开始，闵泳焕就与罗拔诺夫开始具体交涉5项要求的问题，焦点在于护卫国王和派遣教官的问题，俄方表现出谨慎而暧昧的态度，闵泳焕则竭力争取，甚至以暗示聘请他国教官相威胁。最后在6月30日，朝俄达成初步协定。然而这个协定不是以条约或议定书的形式实现的，而是以俄国对朝鲜的书面答复形式列出的。这份名为《对朝鲜大使的几点答复》的文件有如下内容：

　　国王在俄国使馆驻跸期间由俄国卫兵保护。只要国王本人认为必要和方便，他可以留住在使馆中。而如国王随后回宫，俄国政府亦可为其人身安全承担道义上的保证。现驻使馆的俄国部队仍将留在使馆由俄国公使调遣，如有必要，部队甚至尚可增加。

　　为解决教官问题，将在近期派遣一名有经验的俄国高级军官前往汉城，俄国政府将委托他就此问题和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该军官将首先奉命从事建立国王卫队的工作。还将俄国派遣同样经验的人员前往研究朝鲜的经济状况，并搞清必须采取的财政措施。

　　关于派遣俄国顾问协助朝鲜政府问题照上条所述予以解决。显而易见，这些顾问将在俄国公使领导下由上述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受托人员充任。

　　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需要一经搞清，便可考虑与朝鲜政府谈定借款。

　　俄国政府同意将其陆上电报线与朝鲜电报线衔接起来，并将给此事以决定性的帮助。

　　从这份“答复”来看，俄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尤其是朝鲜所要求的护卫国王问题没有同意，只表示高宗还宫后有“道义上的保证”。这一是因为俄国不愿高宗还宫，因此只承诺在高宗居于俄馆时才给予护卫，而不提供还宫后的护卫，二是因为俄国不愿过度刺激日本，因为就在闵泳焕交涉过程中的建阳元年(1896年)6月9日，俄国与日本大使山县有朋秘密签署了《山县-罗拔诺夫协定》，确立了日俄共管朝鲜的原则，俄国在与朝鲜交涉过程中当然是有所忌惮。不过另一方面，俄国尽量接受朝鲜要求也是事实，特别是“答复”的第2、3项，可以说是同意了向朝鲜派遣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的要求，这反映了俄国的野心，为随后俄国对朝鲜的干涉埋下伏笔。

　　俄国给出书面答复以后，闵泳焕又进行更为隐秘的交涉，交涉内容似乎是攻守同盟的问题，这从后来被日本截获的一封罗拔诺夫致闵泳焕的密信中可以得知。在此期间，日本一直试图了解闵泳焕的动向，但却苦于无法破译朝鲜电报密码而收效甚微。闵泳焕的对俄交涉直到同年8月才结束，完成任务后，闵泳焕自陆路归国，一路上参观了俄国的工厂、矿山、林场、农场等各种近代设施，建阳元年(1896年)10月自海参崴乘船抵达仁川，10月21日向高宗复命。闵泳焕使俄在朝鲜评价很高，《独立新闻》发表文章指出闵泳焕出使俄国“确实让欧美各国国民从内心感到朝鲜无疑已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独立王国”，并说“闵君在俄罗斯帝国的都城亲自出席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及其它隆重典礼，荣膺俄皇授予的勋章，与北方强国握有实权之高贵缙绅共赴盛宴，横跨太平、印度两大洋，游历了欧亚两大陆，亲自考察了各个种族的生活风俗，同世界上诸多强国的代表人士握手言欢。此次经历不但使闵君自身大开眼界、大获裨益，而且无疑使闵君之祖国增强了可以促成国家之进步的进取精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闵泳焕努力争取俄国的援助完全是为了履行朝鲜高宗和亲俄政权所赋予的使命，而并非他的本意。正如前文所述，闵泳焕在甲午战争前就对俄国有所警惕，而自俄返国后这种警惕更加强化。据安駉寿所说，“闵泳焕归国后，俄国热进一步高涨，这是一般人心的倾向。不料闵泳焕归国后却带头提倡‘还御’说，而且甚至将二月事变(俄馆播迁)的主动者拟以逆贼处之，还说：‘本来就有俄国难以信赖的疑虑，至此逐渐相信这点’”，甚至还主张日朝提携。闵泳焕本人也写道：“俄罗之强，天下无敌，盖其地方三十余万里，陆军六十六万余人，军舰三百六十八只，而雄据天下之东北西北，亦可谓得险阻之势，是以眇视万国，有并吞之志……惟我东邦，适居冲突之路，必先被其毒者，实非他国比也，则设有外援之足恃，而岂可内修之或缓耶?然则内修之策，不可不豫讲也。”即由对俄国的高度警惕而强调修明内政。

　　闵泳焕后任陆军副将，寻任军部大臣。建阳二年(1897年)1月11日，被任命为驻英、德、俄、意、法、奥六国特命全权公使，3月1日又被任命为特命大使，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年。3月23日，闵泳焕率使团离开朝鲜，先到中国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英国伦敦。闵泳焕为了与国际接轨，便在同年3月25日断发易服。英国女王早就听说朝鲜男人蓄发绾髻，穿戴奇特衣冠，因而非常好奇，专门引见闵泳焕。谁知闵泳焕已经剃成了平头，而且和其他使者一样穿着西方礼服，便非常不爽，挥手命闵泳焕退下。闵泳焕觉得有失国体，刚参加完女王庆典，就径自匆忙启程返国，但他也再没有留过长发。闵泳焕也因此事被高宗下令罢官。

　　支援民权

　　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5月22日，闵泳焕恢复了官职，被任命为陆军副将，10月12日任军部大臣，后任内部大臣。闵泳焕访问欧洲诸国以后，亲身体验了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成果，因而深受震动，同时对朝鲜的落后感到痛心。他在从俄国返回后就对高宗进言：“至于军务、学校、政治典范，不得不侔而行之矣。” [26] 闵泳焕归国后，一方面洁身自好，拒绝接受一切贿赂，另一方面，时常恳切上疏，痛陈时弊，“遇朝廷阙失，辄尽言无讳，或婉辞，或鲠论，或涕泣而陈之”。高宗皇帝虽然每次虚心听取，但很少采纳他的建议，闵泳焕却因此深孚众望。

　　当时，朝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独立协会运动，向民众宣传西方的启蒙思想，同时强烈呼吁摆脱列强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独立协会经常在汉城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称为“万民共同会”。他们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伸张民权，所以引起了韩国政府的高度恐惧。守旧大臣和儒生纷纷上疏攻击独立协会“大逆不道”，奸臣赵秉式等人更是雇佣褓负商组建“皇国协会”，充当政府的打手，时常破坏独立协会的活动。闵泳焕是政府高官中最开明的一个，也是当时少数支持独立协会的朝廷大臣之一。面对高宗下令解散独立协会的诏敕，闵泳焕称病不去，因此遭到了金明圭的弹劾，被免职，很快又复官。闵泳焕利用职权之便多次在暗中保护独立协会，甚至一度上疏辞职以示抗议，御用组织“皇国协会”便寄给他匿名信，对他恐吓威胁，声称“君以世禄戚臣，符同民会(指独立协会)，拒逆皇命，驱逐政府，岂不尤甚于甲午逆党乎?我等将斩杀之!”独立协会被取缔以后，闵泳焕也被降职。

　　乙巳殉国

　　独立协会风波之后，闵泳焕归任为议政府参政，此后历任度支部大臣、元帅府会计局总长、掌礼院卿、表勋院总裁，先后被授予勋一等太极章、大勋位李花章等勋章。日俄战争以后任内部大臣、军法校正总裁、学部大臣等职务，光武九年(1905年)被任命为参政及外部大臣。日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已经控制了韩国，由于闵泳焕严拒日本，所以日本人不同意他担任外部大臣这样的要职，闵泳焕也就调任为侍从武官长。闵泳焕还在日俄战争期间向高宗介绍前独立协会会员李承晚，让他去美国求援，并打探日俄和谈的消息，同时在1905年9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访韩之际，试图借机结成韩美攻守同盟，但美国已与日本达成《桂太郎-塔夫脱密约》，闵泳焕的想法自然无法实现。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遂独占朝鲜半岛。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政府派特使伊藤博文以慰问韩国皇帝的名义来到汉城，实际上是逼迫韩国政府签订日本人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从而将韩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闵泳焕已经表态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高宗皇帝也不同意。但日本已经收买了朝中的亲日派如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等人，让他们代替高宗在条约上签字。是年11月17日，伊藤博文和日军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批日本兵开进皇宫——庆运宫(今德寿宫)，逼迫韩国大臣在保护条约上签字，李完用等5人表示赞同，终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韩保护协约》(又称《乙巳条约》)。至此，大韩帝国名存实亡，成为日本实际上的殖民地。

　　《乙巳条约》签订之时，闵泳焕正在骊州郡为其前妻金氏迁坟，等到回来时，条约已经缔结，闵泳焕“痛哭呕血，闭户谢客，卧四五日”。 [29] 接着，他和元老大臣赵秉世率百官伏阙上疏，请求惩办李完用等“乙巳五贼”，并废除不平等条约。高宗皇帝已被日本人挟制，被迫回复“卿等其谅之”来搪塞。光武九年(1905年)11月27日，赵秉世被日本宪兵拘禁，闵泳焕又代替赵秉世为疏首，连日在皇宫上疏抗争。在日本的指使下，29日早晨，韩国政府下令将联名上疏之人全部逮捕，移送法部治罪。到了晚上，闵泳焕等人从平理院(即法院)被释放。他们被释放后，又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白木廛都家的市民公会所设立疏厅，准备继续以上疏的形式使皇帝回心转意，法办卖国贼。但闵泳焕意识到上疏已经无济于事，决心以死来唤醒韩国国民。

　　当天夜晚，闵泳焕回到家中，在母亲徐氏的怀抱撒娇，“对颊挼摩，类婴孩状”，又看见他正在怀孕的妻子朴氏在灯下织衣，三个儿子正在酣睡。闵泳焕笑道：“看相的人说我有五个儿子，你现在一定怀着双胞胎吧!”朴氏不知道他话中的意思，只是微笑。闵泳焕又离开了家，来到他仆人李完植的家中，一路上痛哭流涕。光武九年(1905年)11月30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四日)凌晨，闵泳焕解大便后命令李完植为他取水洗手，李完植给他洗完手后走出房间，闵泳焕就拔出小刀，捅向自己的肚子，未遂;他又用刀在自己的肚子中撕开一个大口，并大叫：“我有什么大罪，竟然还没有死呢?!(我胡大罪，不死乃尔)”，终于死亡。他殉国的时候，“犹手握刀，勃然有生气”。

　　闵泳焕死后，无数百姓闻讯大哭，缅怀这位殉国忠烈。甚至不少日本人也受了感染，跟着哭泣。当时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和驻韩日军司令长谷川好道出于“融合一般民众感情之策”而向高宗建议厚葬闵泳焕并给予优遇，而后高宗下诏赐谥号“忠正”(忧国忘家曰忠，以正服人曰正)，追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大臣”。林权助还送去祭文，被闵泳焕生母徐氏退还。12月17日，闵泳焕的遗体被运到京畿道龙仁安葬时，“卿士大夫及各国公使领事，临棺哭诀;各队兵勇及商民、僧尼、妇孺等，皆持灯烛，前导者数万，替次担举，争自先驱” [29] ，各国(包括日本)使馆也降半旗志哀。闵泳焕成为第一个以自杀殉国抗议《乙巳条约》的爱国者，他感召了许多人，紧接着，赵秉世服用过量鸦片自杀，洪万植、宋秉璿、李相哲、金奉学等人自杀殉国，尹斗炳、李相卨自刎未遂，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归国时途经韩国，读了闵泳焕的遗书后也蹈海自尽。第二年7月，闵泳焕殉国的房间地板下忽然长出竹子，汉城市民纷纷围观，都认为是闵泳焕忠魂所化，称为“血竹”，不少人还作诗咏叹。然而，闵泳焕之死没有延缓韩国被日本吞并的进程，到了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订立，韩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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